出生于 《二十不惑》的平凡姜小果，毕业后离开东北作家艾苓，在黑龙江绥化学院任教近20年。 从2017年开始，她采访了数百名学生，集结在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他们说话温和、克制、不煽情，但每一个字都猛烈地击中了我的眼泪。 ”绥化学院地处偏远二本高校，30%以上的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肩负着改变全家人命运的使命。 走出校园才发现，面对学历下滑、就业难，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 在一次采访中，艾苓谈到了20年来最难实现阶层迁移的年轻人发生的变化。 以下是她的故事。

自述：艾苓

编辑：鲁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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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说绥化学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选择大学时，可能会跳过绥化学院。 所以来绥化学院的学生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人。 高考分数线刚通过二本，选择大城市的学校可能很滑，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支持不了他们再次学习，所以他们不得不来这里。 总之是二本大学。 绥化学院中贫困生占30%以上。 在我教过的学生中，50%左右的学生需要通过助学金和兼职完成学业。 有人直到毕业才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学费不够。

艾苓坚持在各种出席场合宣传母校在社会上，他们又是隐形的。 大家关注的是寒门贵子，考入北大清华，很快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毕业后，名校被贴上了求职的标签，他完成了华丽转身，很容易实现鱼跃龙门。 但是，寒门贵子们只是贫困生中的极少数人。 贫困集中在二本所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些边远省份的二本所大学。 研究这个群体，神经末梢更有代表性。 绥化学院前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毕业。 2005年我又回到这里教书，在这里度过了将近20年。 从2016年开始关注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 最初在我的QQ空间和微博上发表了问卷，后来调查逐渐扩大，请校团委老师发放问卷，动员身边的同事寻找贫困毕业生。

艾苓和她学生的最后一本书共讲述了56个学生的故事，毕业时间分为2000年-2010年和2011年-2020年两个阶段。 为什么选择2000年作为访问的第一期学生，有两个关键点。 是时间节点。 1999年大学扩招，2000年废除了工作分配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这两项政策对绥化学院贫困学生的影响最大。 只要上绥化学院，他们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是进入社会后，学历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家庭不能帮助他们的未来。 高等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这是我想研究探讨的事情。

《中国合伙人中》 90年代高校课程绥化位于黑龙江中部，距离哈尔滨约100公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我经常想象我的学生来绥化报道的场景。 如果没有高铁，坐上绿皮列车，下了绿皮列车的铁楼梯，拉着行李箱穿过水泥天桥，走在凹凸不平的地板砖上，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 每年开学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新生感到懊悔。 他们觉得自己是高考的失意者，抱怨学校，抱怨环境，到了学校就想给父母重读，这种心情会持续下去。时间 1985年我入学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 入学后，我总是告诉他们。 “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有限，但你一辈子也读不完。 学校为你提供了成长的平台。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要抓紧。时间成长，否则又会被人淘汰。

80年代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校门，艾苓供图

绥化学院汇丰大厦，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绥化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大学。 因为不出名，所以我们很重视应用教育。 希望学生们至少能在技术上找到对口的单位。 毕业后，很多贫困生会选择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在家附近考公务员。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文学院专门开设了“申论作文课”，我讲了好几年，教他们公务员考试时应该如何回答申论问题。 2014年以后，网络和新媒体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进来了。 他们往往不敢早点接触网络，去尝试新的东西。 毕业后的目标是去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互联网大工厂，做新的媒体运营。 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学书籍，也不是申论书，而是广告撰写人，我跟他们说的是“新媒体文案”。 尽管如此，一些贫困生还是要从绥化学院出来，非常从基层做起。 有人卖了服装，也有人卖了保险。 参加婚礼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学生在做主持助理。

艾苓的穷学生，上学期间去教书，有七八个大学生需要接触与众不同的，时间这一段，可能偶然抓住机会，冲了出来。 有一个2007年计算机学院的毕业生，他是家里的老七，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修铁路，当工人，当厨师。 后来，自学考大学，上学的时候已经25岁了。 毕业后，他老了找不到工作。 最后他放弃了，打算去手机电池企业，当流水线工人。 结果人事部看到他在学计算机，正好电脑维修单位空着，就让他走了。 他一开始做不到。 有问题就上网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后成为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绥化学院冬季理综楼除了学习，贫困生的校园生活大多很单调。 别人家的孩子们在时间上娱乐，参加社团。 他们非常注意消费。 业余爱好者在考虑如何通过时间赚钱。 多年前，我确实在绥化街看到过。 在繁华的商店门口，这些孩子举着招牌求职。 他们不能发传单。 因为发传单需要成本，做品牌成本更低。 后来打工的渠道多了，可能有人会在网上发帖，在微信群、QQ群、家教中介，或者给找家教的人牵线。 只有两个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上大学期间的旅行经历。 其中一人乘坐绿皮火车，住在青年旅社，看着不领票的风景。 与其他贫困生相比，她的内心明显更坚强。 她的目标是“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不能一直像蚂蚁，那太糟了，也不能一直做蝴蝶，她没有资本。

《二十不惑》描绘了应届毕业生之间的“鄙视学历链”。 我采访的学生，毕业后最长的有十几年、20年。 这么久。时间足以让一个人有很大的跳跃空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是大富翁。 例如，小夫妻是2010年的毕业生。 男生已是副处级干部，女生在某事业单位。 两个人已经买了两所房子。 一间学区房自己住。 另一家是为父母住的。 我也买了车。 有个记者看了他们的故事，对我说。 感觉前十年毕业的学生都进入了中游。 我说不是中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里面应该有“余地”，对吧？ 但是女孩不敢买东西，不敢旅行，不敢去美容院。 他们买房、买车的钱就是这样勉强积攒下来的。 你能说他们是中流吗？ 这个男孩的父母从他小时候就相继去世了，兄弟姐妹四人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是家里唯一在上大学的。 上大学期间，为了存生活费和偿还助学贷款，他不得不做家教和做服务员，收废品。 女孩家的姐妹有三个，她是老板，她爸爸修理电器让她们三个都能上大学。 毕业时，男子报考了离家近的城市公务员。 女生考研和事务所考试合格了。 她想学习，但妹妹还在上大学。 我不想给父母增加负担，所以决定去工作。 因为贫穷，他们更明白需要自己的奋斗，工作非常努力。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需要时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从容地生活。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也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些贫困生大多不是独生子女。 几年前，扶贫不那么普及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他们上学之前必须经过家庭的“筛选”。 只有男孩和成绩非常好的女孩有机会读书。 这几年的扶贫援助确实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困难，至少女孩不会被筛选出局。 一个广西女孩，她们家有三个姐妹，她是老大，在上大学，一个妹妹在上高中，另一个妹妹在上中学，三个人都在享受国家奖学金。 没有奖学金，她的父母供不起三个人。

当时，贫困户的教育投资是押宝。 把家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推给最聪明的孩子，他最希望考大学。 那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他身上了。 我的恋人是20世纪80年代绥化学院的贫困生，是典型的“凤凰男”。 我们结婚几年后，凑钱买了县上最便宜的房子。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和两个卧室。 买了房子后，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收养他的父母和妹妹住，他妹妹向我们求助学习技术和找工作。 后来妹妹结婚搬家了，家里有五口人，亲戚经常来家里住。 这大概是贫困毕业生家庭生活的常态。

在《致青春》招聘会现场2010年前毕业的同学觉得成长周期更长，他们的结尾基本阳光明媚，至少充满希望。 当你成为201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时，你会看到更多的痛苦和痛苦。 找工作给简历的时候，首先说明一下。 绥化学院在哪里？ 那是什么样的学校？ 有个男孩2018年毕业，是财务管理专家，面试上海的一家公司，总监翻了翻他的简历，问他。 你为什么没去像样的学校？ 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男孩为了去绥化学院，又学习了一年。 复读费用是他爸爸在工地扛钢管，从早上4点到晚上11点工作积攒的。 这个误解更集中在未来十年的学生身上。 大家看到的名校毕业生一届比一届多，一年比一届多。 贫困毕业生没有人脉和名校圈子，实现阶层转移也变得困难。

《后来的我们》从小城镇来的见清，很多买不起房子的人改变了心情。 有一个上大学的时候雄心勃勃，当了职业白领，月入万人，出人头地的95后女孩。工作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注定平凡，周末不请假，不加班就好了。 混得好，对父母好一点； 如果做不好，我会尽量不给父母添麻烦。 另一个同学认识很深。 他说，实现阶层飞跃，不是一代人的事。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阶层做到最好。 他2014年毕业于绥化学院，北漂，在教育机构工作。 我每月租过600元的地下室。 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每年出差200天以上。 工作很努力，领导也重用了他，但工资增长赶不上房价，他越来越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了。 直到2017年查出糖尿病，他决定离开北京，稍微放慢一下生活的步伐。

《奇迹笨小孩》讲述的是在深圳打工的人们努力创业的故事，自由职业者、自主创业开始被他们所接受。 放在第一个十年，创业是更无奈的选择，我无能为力了，才自己谋职业。 等待未来10年，变成了积极的选择，从大学开始准备，毕业后打工一段时间是为了成长，将来必须自己创业的意识越来越明确。 我采访的95后夫妇是网络和新媒体专业的大学同学，来自贫困家庭。 男孩特别有目标，所以大学打算做个人公众号，做视频，用赚来的钱买设备，以后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 毕业后，他们每年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2019年的目标是存款15万元，2020年在呼和浩特买房开始副业。 2021年通过利用副业赚钱，都实现了。 今年春节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北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插图和文章。 2022年春节后，因为疫情，男学生放弃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机会，两人给自己买了一套婚房，结果回到呼和浩特，成为创业者，注册了自己的小公司。

《二十不惑》女主人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后10年毕业的学生中，选择北上广深的，已经开始有一部分流失。 大城市让他们成长，但过程中受到的压迫，到了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也主动选择了离开。 我教的女孩，当时读书的时候，她来自黑龙江北部更偏远的县城，所以觉得绥化很好。 2013年毕业后，她去了深圳。 她是中文文学专业的，只能做文员、文案、人力资源这样的工作。 一个月的收入除了地铁和住宿外，所剩无几。 深圳的房子与她无关。 即使留在深圳，她也看不到未来。 她姐姐和她说就算不在深圳，至少也要去哈尔滨，去省会城市。 但她觉得反正要离开的话，最好还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现在在绥化当指导老师。 以前在深圳，她看到很多孕妇挤在地铁里，当妈妈的同事每天中午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生病了就休息。 30多岁的时候头发会变白。 她决定成为丁克。 回到绥化，去年她当了妈妈。 她对我说，对以前的使命感抬不起头来，但现在反而解脱了。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原来的标题是《重回绥化》。 后来，我说我的恋人不合适。 没什么悬念。 我想是《逃离深圳》。 那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小组的缩影。

苓教绥化学院后带出的第二期毕业生我的书一共记录了56名学生，实际上接触了200多人。 不仅是贫困生，还有学生干部，特别是获得奖学金的班主任，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这些学生的生活。 这个小组最大的特征是两个字。 是纠葛。 自尊心也很低，想让别人了解他，非常敏感。 对别人来说不是问题，去他那里是大问题。 别人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去他那里受伤了。 有个男人让我想起来了。 他有一次和家里的好同学一起去了超市。 他有钱挥霍，怕被对方瞧不起，买了100元以上的点心。 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美元，花了30多美元买了洗发水和沐浴露。 同学问为什么买了这么多，他无言以对。 每年新生入学后，都会先进行贫困户认定，我也作为班主任参加过。 那时的选拔方式是“当众投诉”，把学生带到讲台上，在全班面前讲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同学和老师公开投票，根据票数决定人选和补助金的等级。 很多人在采访的过程中告诉我。 他们特别排斥这种认定贫困生的方式。 他们把“家里有病人”、“遭遇天灾人祸”捆在一起，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 有一个甘肃女孩对我说。 她讨厌这种选拔方式。 军训的时候，她和同学聊天，同学说现在的家庭，还有钱给孩子买iphone。 她问，你觉得即使她把家里的事展开说，有些人真的能体会到吗？ 但没办法，她妈妈在兰州休养，爸爸在内蒙古打工，有三个孩子可以读书。 她要是拿到三等奖学金，就可以省去父母很多烦恼，但她只能硬着头皮。 自2016年起，这种评选方式已被教育部终止。 之后的贫困生评估将更加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他们的感受。

秋日的绥化学院，有落叶的路线经过了二十年，我采访的人大部分都想结束和解，接受自己的贫困生身份，分享他们的经验。 有些毕业生没教过，只是因为我是绥化学院的老师，就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我谈论自己的痛苦。 一位毕业生带着他的妻子去公交车站接他，我们去了黑龙江的河边，在雨中散步。 没有墙壁和栅栏，感觉一步就跨越了。 但是，还有人没有出来。 约好了时间见面，半夜给我发了信息。 自己说“太痛了”，暂时不能接受采访。 我也非常理解。 现在，书中56个故事的主人公应该说他们是这个群体中更有勇气的人。 我想强调一点，“躺下”基本上不属于这个小组。 你父母可以让你啃老族，你可以躺平，但他们只能跑。 我听到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非常惊讶，总觉得在某个阶段他们快要被生活压垮了，最后振作了起来。 每个人都感谢母校。 他们可能还在挣扎，但如果不读书，他们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