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追求“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立、拓展和深化

3354庄复龄学术贡献研究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中，虽然苏联、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等概念，但明确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向的是中国学者。老一辈学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不断拓展和深化，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其中，庄复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顾和总结前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对于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庄复龄(1929—2016)，江苏镇江人。1947年入国立上海商学院，1951年起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研究所，历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庄复龄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一级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开创者之一。参与策划编辑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科巨著。他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了28年的主席(第一届至第六届，1979年至2007年)。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1929年1月17日，庄复龄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贫苦家庭。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1951年起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它恰逢新中国开始系统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才。庄复龄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原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列主义发展研究所。参与筹备工作，历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这些看似简单平淡的学术生活，与一门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息息相关。正如庄复龄在为《中国当代社科精华哲学卷》撰写的学术自述中所总结的：“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思想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学科在中国酝酿、起步、奠基、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得到了推进，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和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起步较晚。它的酝酿和准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随着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研究所的成立，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就设在这个研究所里。庄复龄是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他基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的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参与了学科建设的初期工作。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刚刚起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断了。

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庄复龄“重操旧业”，为学科建设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新组建了中断十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制定了先从基础课题入手的研究计划；其次，受教育部委托，庄复龄于1979年在桂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庄复龄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当前任务》的主题报告，并承担了全国高校文科一本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用教材》的编写任务。第三，作为中国最早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是与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创办的。

在教材编写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推动下，1981年出版了国家一本号专业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结合当时的情况，庄复龄认为不能满足于仅有的教材一本，还要有相应的文学书籍。于是他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合编了三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于198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也应该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因此，编写本学科工具书的任务也摆在了庄复龄面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的邀请下，庄复龄作为本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负责人，从起草框架、遴选条目、起草提纲、重要条目直接撰写、审稿定稿，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更全面、更丰富、更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辞典》，并于1992年出版。

当然，要实现学科的系统化建设和科学发展，更重要的是开拓学科研究范式，夯实学术基础。为此，庄复龄进一步考虑联合全国同行，集中力量撰写一部资料详实、覆盖面广、理论突出的系统专著。1983年，作为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正式开始，1986年列入第七个五年计划。庄复龄与黄哲森、李琳共同担任该书的主编。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二卷的主编，独立承担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哲学的研究和相关章节的写作。在三位主编的领导下，在全国57位学者的参与下，这一宏大的学术项目通过多年的努力，于1996年共同完成，成为该学科的里程碑式成果。

本丛书规模410万字，循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梳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和中国的传播与演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和演变过程，从整体上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萌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结合当代社会和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象背后的实践价值。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纂状况和文献条件，作者们试图对重要的哲学著作及其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在这个大型项目完成的那一天，庄复龄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行者，回望研究和写作道路上的深度、艰巨性和曲折性，对学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庄复龄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研究生招生系统恢复时，首次主张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其研究室成为全国第一批该方向的硕士学位点招生单元。随着学科建设的推进和博士点的设立，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博士生的培养上，设立了三个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现代西方思想、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退休后，他继续培养博士生，直到去世。

庄复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之一，从普通教材和专业词典的编写到大型通史专著的出版，从学术机构的建立到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

从“内部历史”扩展到“外部历史”

学科建设永无止境，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有着严密的体系，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虽然哲学史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这不仅会阻碍其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会分裂或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探索向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拓展的途径和方法，即沟通和促进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的联系和融合。庄复龄对此有着自觉而深刻的认识。

在集体编纂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庄复龄注意到了该学科未来发展的这一趋势，并开始进行尝试。八卷本出版后，他几乎把思想和研究重点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史”的建设上。如果说过去在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体系、撰写八卷本时，他与黄哲森、李琳作为“三驾马车”合作，作为合编者，带动全局向前发展；而后，由于黄哲森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文化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李琳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无法开展学术组织和科学研究。庄复龄独立承担了多部重要著作的主编工作，借助“马克思主义史”的拓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史》。

1997年出版的四卷本《简明马克思主义史》，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研究所的同事带领庄复龄共同编撰的。在他写的《导言》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只能归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而不能概括它所包含的其他丰富的学科领域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史，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同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在相对区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联想和整合的过程。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变化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主义史》在把握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上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书中反映的内容来看，几乎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但不是它的某些方面；从时限上看，涉及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发展到当代的全过程；从研究的角度看，既全面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又将研究视角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经历和命运，总结经验教训。这本书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和思想的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梳理，甚至对20世纪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各种思潮和派别，包括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价，都尽可能客观、准确、公正。正如有学者评价：“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它是一部篇幅巨大、内容系统、史料丰富的大型理论专著。”

在四卷《马克思主义史》的基础上，庄复龄又编辑了一卷《马克思主义史》，1999年出版，后来多次再版。本书在保持四卷本特色和深度的基础上，试图从今天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奠基”、“开拓”、“发展”、“创新”为结构，简明阐述了1842年至1997年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原则、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其中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转折的理论分歧、捍卫真理的列宁主义、实践呼唤的理论飞跃、东欧的改革与剧变等章节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论述。

当然，必须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的拓展并不能完全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化。因此，庄复龄在八卷本《简明马克思主义史》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的方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在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出版之前，1988年6月，庄复龄主编的45万余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出版。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与实践的结合史和五四以来的理论发展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研究。在他撰写的《导言》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和特点。本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的社会实践中的传播，群众的革命斗争，思想理论问题的争论。注重与当时众多哲学流派的比较，梳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斗争等方面进行分析。因此，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对历史年表和史实的陈述和罗列，而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有范式和成果，对“国家史”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三卷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是庄复龄及其学术团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于1990年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中国的土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本书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核心，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论述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目前，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传记、回忆录和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以其清晰的历史线索、严谨的论证逻辑、深入的理论分析，在这些色彩斑斓的研究画卷中，依然独树一帜。

这样，随着“内部史”向“外部史”的拓展和“内部史”本身的深化，庄复龄及其同事和团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

“历史”与“理论”关系的系统阐述

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成果，是庄复龄带领同行和团队取得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他个人的理论思考和“历史意识”的建构。他将它们收集成作品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尤其是《庄福龄自选集》的诸多论述，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的深厚学术造诣，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历史”与“理论”关系的理解和阐释是精髓。

历史与理论相结合是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这一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否也必须遵循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庄复龄从实践中总结，从思想史中区分，然后在理论上系统阐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和完善程度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庄复龄认为，孤立地、抽象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观点和结论，都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些观点和结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在哪里，它们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坚持和进一步发展。可见，没有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学习和掌握它的历史。他引用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话来阐明这方面的道理，即“欲知道，必先造史”。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第一次科学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历史画卷和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它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对发展规律的揭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实践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往往会成为难以捉摸的怪物和难以解决的难题。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杂的历史现象就会成为一种有内在联系和规律可循的研究对象。即使在历史事件刚刚开始或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正确地把握这些事件的性质、意义和必然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梳理、概括和总结。可见，对历史的科学解释和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其正确性需要历史来论证，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把对历史的科学解释和研究视为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与理论的结合，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结论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范围中去考察分析，与脱离历史、失去时代气息的经院哲学、神秘哲学、僵化哲学划清界限。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社会历史，努力对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与脱离历史、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可见，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基本要求。

据此，庄复龄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研究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要求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不要从历史中做抽象的逻辑推论，也不要脱离理论去做史记。那么，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实现“历史性”？对此，庄复龄做了专门分析。

首先，“历史性”溯源要有时代的高度。要站在反映时代精神实质、总结归纳实践经验的高度，拓宽视野，把历史上影响和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把对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理论斗争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分析的重大成果，其次，“历史”溯源必须尊重历史。我们应该如实了解历史，绝不允许任何歪曲和篡改。历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虽然历史的进步应该如实反映，但历史的曲折绝不应该避讳或隐瞒。第三，“历史”追溯的主旨是把握哲学思维的特点，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实践决定的，但它并不总是遵循社会物质条件，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极大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范围，但在这个历史范围内，一些概念、范畴、原理、规律和理论思维的逻辑形式是发展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社会生活两个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最后，“历史性”的回顾要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门历史科学，而且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是在认识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必须面向未来，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新时代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革命的沧桑中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如今正在动荡的21世纪破浪前行，用自己的理论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是庄复龄对自己毕生学术研究对象的简明概括。21世纪初，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如何“承前启后”。除了再次强调尊重历史、历史与理论相结合、以史为鉴等原则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具体思路和措施。

第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庄复龄认为，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其研究也出现多元化趋势。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达到其科学水平，不断占领更多的思想阵地，扩大影响，应该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独特功能。对于过去的20世纪，我们应该在充分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地思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重要历程，既总结其应该肯定的重要经验，又揭示人们在理解和运用上的错误所造成的重要教训，使马克思主义近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科学财富。

第二，注意学科划分的相对性和渗透性。庄复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自然涉及到历史进程中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经济理论史研究的关系。交叉和渗透是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两者相辅相成，各有所损。学科之间不应该争夺地盘，而应该互相合作，互相补充，互相深化。在处理学科的建立和变化时，我们应该谨慎和严谨。各种学科和理论的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绝不像儿童积木、食物拼盘、组合家具和活动房屋那样容易处理。熟悉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研究其来源、现状和发展趋势，是一个严肃而细致的重大研究课题。

第三，下大力气解读经典原著。庄复龄认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学术研究和论证方面的基本功”。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以及他们用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科学理论，是需要永远继承和在广度和深度上反复研究的理论经典。对于学界轻视原创研究的现象，他指出，这些著作“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理论成熟的著作”，需要认真解读、辨析、公平对待。只有在阅读原著上下功夫，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实质。

第四，突出思想史的特点。庄复龄多次撰文指出，要深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就要注意突出其思想史的特点。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连续性，把握思想本质；它也尊重其变革性，强调与时俱进的理念。具体来说，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精髓和主流，认真对待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献、文本和经典，对待那些常规的译著和译著，不纠缠个别细节和野史谣言；坚持整体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拓宽研究思路，努力增加新的内容；尊重客观事实，把握时代变化，避免极端冲动和个人好恶，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第五，与国外研究者进行深入对话。庄复龄认为，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既要总结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又要及时分析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流派差异、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关注彼此的对话，总结成功对话的经验，善于在对话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更多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21世纪，世界多极化将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必然导致人们在接受和理解真理方面形成多视角、多方面、多渠道的局面。

在上述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庄复龄不顾年事已高，将这些思想和措施付诸科研实践。2007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将《庄福龄自选集》列为重点教材工程。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他主持了编写工作，参与了大纲制定、内容划分、初稿起草、重难点讨论等环节，并要求编写人员特别注意总结以往同类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和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这本2012年出版的新教材，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庄复龄的构思和想象力，凝聚了他的心血。

更重要的是，在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出版近20年后，庄复龄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以第一主编的身份，提出并组织了更大的科研项目——十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在他拟定的提纲中，该书将长达700万字，从整体的角度梳理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形成、发展、深化的历史进程，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反映和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发展。不幸的是，十卷本推出不久，他就生了重病。在他生病的时候，他仍然关注着工作的进展，总是给予关注和指导，先后提供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临终前撰写了全书“总序”的草稿。最终，这个庞大的工程成了他的未竟事业，只能留给他的后继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本研究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庄复龄一生致力于这一事业，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谱写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篇章，这是对先辈最好的回报。

055-79000(2022年11月21日第15版)

来源：光明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